如何治好白癜风 https://m.39.net/pf/a_4791351.html人们很少会主动关心一个罪犯的生平。更多的则是像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评论区中所说的那样：“不关心，赶紧死刑。”“我不想知道他的背后故事。”除非他有着“传奇性”，或者说有值得挖掘的故事性。比如吴谢宇。从北大高材生到弑母的高智商逃犯，再到夜场最受欢迎的男模小龙。他的身份就像所戴的人格面具一样，复杂多变。同时，有不少人把他的变态、凶恶、人性扭曲，归咎于他那有着过度控制欲、道德洁癖的母亲。诚然，吴谢宇弑母案背后的动机绝不会如此简单，但无独有偶，关于母亲对于子女的过度压迫，在最近的热点新闻中频繁现身：童模妞妞事件、17岁男孩跳桥身亡事件等。无论是社会事件，还是热门剧《都挺好》《恶行》，以及奥斯卡最佳短片动画《包宝宝》，女性的身影被蒙上一层阴影，仿佛她们成了压垮子女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总把矛头指向母亲？有人试着给出一个答案——丧偶式教育。意如其名，是指家庭教育中某一方的显著缺失，比如长期外出，或者明明在子女身边，但是缺乏情感和语言的交流。每当明玉求助，苏大强就会选择逃避。比如何洁。她就是娱乐圈中最典型的例子。结婚三年，在前夫赫子铭只知享乐、聚会的情况下，她放弃了事业发展的机会，独自承受着身材走形、产后抑郁的压力，坚强地扛起了家庭责任的大旗，把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显然，赫子铭不仅缺席了子女的成长，也没能尽到一个合格丈夫的义务。一边是女性对于家庭和子女的无私付出，另一边则是母亲对于子女的掌控欲。天平的两端是否注定会走向失控？这部春季档日剧，或许会带来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坡道上的家》主角里沙子，在外人眼里，她是合格的全职主妇，对女儿足够耐心，事事亲力亲为，又有个还算体贴的丈夫，生活可谓十分美满。直到，她被选为一起虐童案的替补陪审员，原本平静的生活就此彻底被打乱。而这起案件本身也非比寻常。一位名为安藤水穗的年轻妈妈，居然蓄意将自己8个月大的亲生女儿丢进浴缸里，活活淹死。在案件发生之后，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更多关于安藤的信息被曝光——案发前，周围人认为安藤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因为女儿发育不如预期，就对孩子又掐又打；有过虐待孩子的前科，曾把枕头压在熟睡的女儿脸上。在开庭前的讨论中，虽然还没有听过当事人的陈述，看过新闻节目的陪审员们却有了自己的定论。他们一致认为她是个爱慕虚荣、把孩子当做攀比工具、稍有不如意就对孩子下手的恶魔母亲。一开始，里沙子也秉持着相似的态度，她觉得虐待孩子的人根本不配做母亲，但随着公审的不断推进，更多残酷的真相浮出水面。众人口中的“恶魔母亲”其实早就不堪重负。和许多新晋母亲相似，安藤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一边是与日俱增的精神压力，一边是不断哭闹的孩子和发育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如同不断勒紧的绳索一般，折磨着安藤，令她窒息。而安藤的丈夫呢？这个最该体谅她的人更是亲手把她逼到绝境。他自以为足够尽责，实则一周五天都借口工作忙不愿回家分担家务；回家之后就睡的迷迷糊糊，还让辛苦了一天的安藤别打扰自己。明明自己才是那个失职的父亲，却在法庭上指责妻子是个“不合格的母亲”。最令人绝望的是，没有人察觉出她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换句话说，竟然没有人看得到她的求救信号。最后，不断哭闹的孩子和只会颐指气使的丈夫，一起压垮了安藤的心理防线。剧中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对安藤的审判和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另一条则是里沙子当上陪审员之后，悄然发生改变的日常生活。自从做了陪审员，她原本充裕的时间被分割成两半，里沙子不得不把孩子暂时交给婆婆照顾。在婆婆无条件的溺爱之下，女儿变得越来越任性、骄纵。面对不断无理取闹的女儿，本就感到身心俱疲的里沙子，从一开始的应付自如，再到渐渐有了失控的征兆，她开始忍不住对女儿发脾气。在超市闹着要抱抱的女儿。当女儿再次哭闹着抱抱时，实在腾不出手抱女儿的里沙子决定先躲到一旁，让女儿自己冷静一会。结果这一幕恰好被下班回家的丈夫看到。两人回到家后，无论里沙子怎样辩解，丈夫依然带着怒气指责道“你这就是虐待儿童。”于是，里沙子突然发现自己跟安藤产生了共鸣，甚至两人的身影也在慢慢重叠。无论是身为母亲，时刻需要承担被无限放大的育儿责任，还是丈夫对家庭责任的忽视，对妻子的无端指责，就连那句“这是虐待儿童”，也让她感到无比熟悉和痛苦。剧中刻画了多个不同境遇的家庭，只为凸显一个主题——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家庭与社会对女性的过分苛责。身为女性，既要兼顾工作与家庭，又要时刻保持一个完美妈妈的状态，不能被人看到教训孩子，不能拿孩子发泄怒气，否则就会被说成“失职”。太多女性被迫承担了育儿过程中所有的烦恼与焦虑，在耗尽所有精力之后，甚至抽不出一丁点私人时间。不夸张地说，她们正在逐渐被孩子“掏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对家庭责任的漠视。比如剧中的某位陪审员，身为孩子的父亲，他宁可一个人在公司无偿加班、无所事事地打游戏，也不愿意早点回家。不仅如此，包括安藤丈夫、里沙子的丈夫和公公在内的男性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陋习——他们习惯于敷衍自己的妻子，毫无正面沟通的耐心。这不仅压制了女性的倾诉欲望，对于她们而言，也不亚于一份“慢性毒药”。正是由于最亲近之人的忽视，导致负面情绪无处抒发，她们内心那些原本只是微微涌出的不满、怨气，逐渐变成了更粘稠、阴暗的沼泽，最终吞噬的不仅是自我，也是无辜的儿女。反正你总是自己下棋，一句话都不说，跟你讲话，你也只会哼唧两声。在《坡道上的家》原著小说的评语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每个女性都能体会到深深的恐怖感，因为安藤水穗是如此的普通，她生活的困境与我们又是如此的类似，我们与她之间似乎只有一条窄窄的红线，一旦崩溃，便会似安藤水穗一样直直坠入深渊。就像在现实中、在亲友的口中、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丈夫/父亲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从不主动关心家里的大小事，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更别说带孩子。然后美其名曰：男主外，女主内。为什么总是女人在做牺牲？答案有很多，社会定位、家庭结构、文化传统、经济地位，又或者是女性被赋予的“天职”。以至于似乎所有人都对这一点熟视无睹：虽然女性同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但首先，她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而以父亲缺席为主的丧偶式教育，在东亚国家早已成了普遍现象。放眼社会，我们有数不清的育儿经，足以让所有准备好转变身份的女性学会如何做一个“好妈妈”“女超人”，与之相对的，却很少有人教导男性该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虽然不知何日才能解开这样的困惑，但《坡道上的家》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