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周总理病逝后，72岁的邓颖超忍着心中的悲痛带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处理周总理的后事，完成了周总理的遗愿，将周总理的骨灰撒进了江河大地，尽管期间也哭过好几场，但每一次邓颖超都擦干眼泪、挺直脊背继续往前走。
周总理的后事完成之后，西花厅变得清净起来，尤其是春节过后，西花厅因为没有了忙碌的男主人而整个变得慢了下来，但没有人能够忘记西花厅，尽管邓颖超提前交代工作人员，谁想来看她，要谢谢他们对她的关心，然后婉言谢绝。
这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护，邓颖超不愿意给任何人带去麻烦，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和周总理、邓颖超感情颇深的老战友诸如蔡畅、聂荣臻、张瑞华、康克清等都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
而每当他们来到西花厅，看到面容憔悴的邓颖超和客厅墙上挂着的周总理遗像时，总是会忍不住落泪，他们都是从革命年代一路走过来的革命者，无所畏惧也不怕牺牲，但进了西花厅，还是会掉眼泪，而刚强的邓颖超总是劝他们不要悲伤，她平静地说：
“人死了是哭不活的，咱们要坚强。要说哭，我比你们谁都难过，哭的应该更多，可我不那么办。恩来死后我只哭过三次，哭有什么用呀？只有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死者的遗志，把中国的事办好。”
邓颖超从来都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她少年时期就立志救国，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15岁的邓颖超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的身份在南开学校激情演讲，她声泪俱下的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
彼时21岁的周恩来就站在讲台旁，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飞速地写着，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彼此印象深刻，后来又一起与一些进步学生创办觉悟社，引领天津的学生运动。
从那时开始，邓颖超开始了一生的革命，外表柔弱的邓颖超有一颗坚韧的心，让她在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中始终义无反顾地向前，也正是因为这样，原本坚持独身主义的周恩来才会选择邓颖超为自己一生的革命伴侣。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对的，邓颖超始终都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为了革命，她付出了很多。
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只有21岁，当时她刚到广州不久，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工作才刚刚打开局面，而周恩来带领东征军到了汕头，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邓颖超无暇顾及这个孩子，只能狠心买了药自己将孩子打掉。
后来她再次怀孕，年3月下旬是邓颖超的预产期，彼时周恩来正在上海领导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邓颖超在广州难产，三天三夜没有生下来，最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这给邓颖超带来了极大的伤痛。
然而她没有时间伤痛，甚至没有时间养好身体，因为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将屠刀对准了我党的同志，邓颖超以前住的地方也被搜查，她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必须要转移。
后来在一个女医生的帮助下，她躲了几天之后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去了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在海上颠簸好几天，等她好不容易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虚弱的不行，医生诊断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子宫没有收缩好，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怀孕了。
由此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但她没有为此悲伤太久，大革命失败之后，她和周恩来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后来到了中央苏区，邓颖超又拼命的工作，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工作条件的艰苦和劳累，使得邓颖超肺结核复发，一度出现咳血的情况，而医疗条件跟不上，因此，在长征前，邓颖超的病情日益加重，长征开始后，她被编进了干部休养连，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
邓颖超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即便身患重病，她依旧要开展工作，并保证不掉队，只要身体稍微好点就自己走路或者骑马，有一天下大雨，邓颖超的马被惊了一下跑进了沼泽，邓颖超在沼泽了泡了很久才被人找到救出来，也因此发起了高烧，还拉肚子，急需要退烧。
原本医生是准备了退烧针的，但因着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因为过度劳累患上了阿米巴肝脓肿，高烧数日不退，用掉了不少退烧针，到邓颖超高烧的时候就还剩下一支退烧针。
医生对此很是为难，因为无论是邓颖超还是周恩来，都很需要退烧，究竟该给谁打又不给谁打呢？邓颖超知道后拒绝打退烧针，坚决要将最后一支退烧针留给周恩来，并让医生隐瞒此事。
在邓颖超看来，周恩来比她还要需要退烧针，她自己完全可以扛过去，随后，她一边自己硬挺着，一边还要照顾昏迷中的周恩来。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邓颖超是靠着怎样的意志挺过来的，在随后的过草地中，她硬挺着，一粒米也没有吃，因着身体的原因，她吃不下去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吃，那时候严重的缺粮，大部分时候就是喝点水，实在饿了就吃点随身携带的炒面和青稞麦。
就这样历时七天七夜终于走出了草地，走出草地后的邓颖超，用蔡畅等红军女干部的话说就是：“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
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邓颖超能够挺过来，能够活着走完长征，但她就是硬挺着走完了长征。
长征结束不久，中国革命就迎来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始终坚强如故，信念不变，她也始终陪在周恩来身边，在枪林弹雨中、在惊涛骇浪中坚定得前行，直到新中国成立。
建国之后，邓颖超一边从事妇女工作，一边照顾周总理的生活起居，未曾一日忘记为人民服务，她的头发越来越白，背却挺直如前，步伐不再稳健，却依旧坚定，仿佛什么都不会将她打倒，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坚强以对。
然而总有一些事情是很难面对的，比如死亡，邓颖超不惧怕死亡，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她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她却害怕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离开。
年5月份，周总理查出得了膀胱癌，素来坚强的邓颖超心里起了惊涛骇浪，但她面上还是一片平静，并开始敦促周总理积极治疗。
只不过周总理没有时间好好治疗，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工作要安排，根本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有时候化疗都不得不中断，也因此病情越来越重，年夏天住进了医院。
从此医院的病房就成了周总理工作、治疗和生活的地方，而邓颖超也奔走在西花厅和医院之间，周总理病重的时候，年过70的邓颖超天天都要跑医院，抽出一切可能的时间陪在周总理身边，但还是没有挽回周总理的生命。
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医院病逝，遗憾的是，邓颖超没能陪在周总理身边。
她前一天晚上回去得很晚，第二天一早问了问周总理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周总理的情况还不错，因此疲惫的邓颖超打算上午在家休息休息，医院，正是因为这个决定，让这对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夫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看到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邓颖超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扑在周总理的身上嚎啕大哭，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他们早已密不可分，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是不离不弃的爱人，当其中一个离去，另一个怎能不悲痛？
但再悲痛，邓颖超也知道自己必须坚强，必须力求保证实现周总理的遗愿，尽可能办好周总理的后事，因此她忍痛带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周总理的遗愿来完成周总理的后事。
等周总理的后事完成之后，邓颖超最先从悲痛中走出来，带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她依旧按照从前的习惯有规律的生活着，每天看报、看书、听广播、练毛笔字、和身边的人聊天、处理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
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她已经从失去周总理的伤痛中走了出来，就好像周总理从来不曾离开过一样，其实，邓颖超只是将所有的伤痛都压在了心底，当看到和周总理有关的一切或者见到老友，还是会情不自禁想到周总理。
年夏天的时候，邓颖超忽然想去北海公园荷花池边散步锻炼，当时荷花盛开，在一片花香中散步锻炼，确有心旷神怡之感，心情跟着好了很多，邓颖超一连去了数天，每天早上六点半到，在赵炜的陪同下锻炼一会，然后回家吃早饭。
有一天，赵炜陪着邓颖超到北海公园的时候，远远看到了一个老人，从背影看很熟悉，赵炜辨认了一番，发现对方很可能是夏之栩，就对邓颖超说：“好像是夏大姐。”
邓颖超看不太清楚，就对赵炜说：“你先走几步，去看看是不是夏大姐。”
赵炜急忙跑了几步，到了老人面前，一看果然是夏之栩，而夏之栩也发现了赵炜，就问：“赵炜，你怎么这么早到这里来啦？大姐呢？”
赵炜指了指对面说：“你看，那不是邓大姐吗？”
夏之栩一抬头就看到了对面的邓颖超，遂几步上前走到了邓颖超身边，两位老人如久别重逢的好友般手拉手，互相看着，邓颖超笑着说：“之栩，我看你还不错呀。”
夏之栩赶紧说：“还行，大姐我看你也很好，看到你健康我很高兴，我真惦记你呀，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相遇。”
随后两人坐了下来聊天，人老了总是喜欢回忆过去，邓颖超和夏之栩也不例外，她们一起回忆起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情景，以及两人的母亲住在一起共同掩护革命同志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不熟悉夏之栩，但一定熟悉夏之栩的丈夫，他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著名的工运领袖赵世炎。
赵世炎14岁考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很早就受《新青年》的影响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更是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又一起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年，23岁的赵世炎从莫斯科留学归来被委以重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罢工。
年3月，赵世炎和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之后，赵世炎继续在上海领导革命斗争，然而因为叛徒的出卖，赵世炎的住所被国民党特务获知，很快赵世炎就被捕。
赵世炎被捕的那一天晚上下着大雨，国民党特务闯进了赵世炎的家中，控制住了夏之栩和一岁的儿子以及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然后等待着赵世炎自投罗网。
屋子里都是国民党特务，夏之栩和夏娘娘无法给赵世炎传递消息，心中焦灼万分，或许真的是越危险越能生智，夏娘娘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急中生智，趁国民党特务不注意，将花盆推了下去。
原本夏娘娘是想用花盆示警，如果赵世炎正好走到马路上，那应该能听到花盆摔下去的声音，即便当时赵世炎还没有走到马路上，等走到楼下马路上的时候也能够看到摔碎的花盆，这都能引起赵世炎的警觉，然后迅速离开隐藏。
然而当时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赵世炎回来的时候既没有听到声音也没有发现摔碎的花盆，就那样如往常一样回到了家中。
年7月2日晚上，赵世炎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为免夜长梦多，仅仅过去了17天，也就是7月19日，赵世炎就遇害了。
赵世炎遇害的时候，大儿子只有一岁，小儿子还只是夏之栩腹中的胎儿。大革命失败后，夏之栩就怀着孕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还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当时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也到了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可以说夏之栩和邓颖超之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两人都在六七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然后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
两人的母亲都是坚强、独立的女性，两人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也都是坚强、独立的女子，走上革命道路也就不足为奇；
两人的母亲还都是开明女性，都在后来积极支持子女的革命活动，力所能及地掩护子女从事革命活动。
夏之栩的母亲是著名的夏娘娘，她积极支持夏之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跟随着夏之栩在各地我党的机关担任掩护工作，日常照顾同志们的生活，洗衣、做饭，关键时刻就送信、传递消息、看门。
她曾三度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甚至不忘在狱中开展我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周总理曾深情地说：“她是革命的母亲，大家的娘娘。”她只有夏之栩这么一个亲生女儿，却又有很多的子女。
邓颖超的母亲同样也是一位从旧时妇女转变来的坚定的革命者，她从来都是支持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革命活动的，跟着邓颖超到各地参加革命，掩护女儿、女婿的革命活动，还在红军中担任医生，救治伤员，长征开始后，她曾入狱四年，后病逝于重庆红岩村。
夏之栩和邓颖超在一起聊天，情不自禁就想到了他们过去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那段岁月，想到她们支持革命的母亲，那是一段残酷的岁月，尽管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两人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但两人又知道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久远到邓颖超和夏之栩的母亲都已经病逝了，久远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早已经遇害，久远到邓颖超的丈夫周总理也已经病逝了。
两人在一起聊天自然不可能绕过周总理去，提到周总理的病逝，夏之栩忍不住就哭了，邓颖超眼圈也红了，尽管周总理已经病逝快半年了，邓颖超还是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她早已经能在人前迅速稳定自己的情绪，她指着湖中的荷花对夏之栩说：
“之栩，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品格高雅，看看这些美丽的荷花，它常令我郁闷的心胸为之一爽。难过时，我们要尽量保持心胸开阔、乐观，不使自己沮丧。我就不信，再难也难不过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在上海做保密工作的时候。那时，我们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出了门就不知当天能不能还安全地回去。之栩啊，我们在困难时一定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夏之栩没想到邓颖超反过来还要安慰自己，她擦了擦眼泪，笑着说：“大姐，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办。”
两人又说了一会话，然后分别，或许是和夏之栩的相遇让邓颖超忍不住想到了更多，回到西花厅吃完早饭后，邓颖超又给赵炜讲了一段夏大姐的故事。
年的春天，夏之栩生下了赵世炎的遗腹子，然后强忍着失去丈夫的痛苦，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中央为了保护烈士遗孤，保存革命力量，于年夏天让夏之栩带着两个孩子到莫斯科去留学，当时夏之栩的大儿子只有三岁，而小儿子才一岁多一点。
到莫斯科之后，大儿子被送进了国际儿童院，小儿子被送进了托儿所，而夏之栩一边在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一边在纺织厂做工。两年后，夏之栩奉调回国，两个儿子继续留在莫斯科，自此母子三人长时间分离。
夏之栩刚回国就在哈尔滨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三个月之后才被放出去，随后她到上海去工作，又很快被逮捕入狱，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夏之栩才被放了出来，到武汉八路军军事处转赴延安工作，她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到莫斯科看望两个儿子，而且也已经与两个儿子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年秋天，邓颖超陪周恩来到莫斯科治伤，顺便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在那里的革命烈士，见到了夏之栩的两个儿子，那时，他们才知道他们的母亲还健在，也是在那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给这两个孩子取了中国的名字。
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收夏之栩的长子为养子，所以邓颖超在知道他还没有中国名字的时候，就说：“你是我和伯伯抱养的，你的名字就依赵家的排行，你属于‘令’字辈，就叫赵令超好了。”说完就将赵令超拉到怀中抱着。
而夏之栩的小儿子也要求给自己取一个中国名字，于是周恩来就想了一会，说：“行，就给起名施格吧。”
赵施格不会说汉语，更不懂这个名字的含义，只能双眼望着周恩来，似乎是在等待着周恩来的解释，周恩来就耐心的说：
“从年起我、你爸爸、陈毅、聂荣臻在法国共事。回国后我们又在一起战斗。你父亲的笔名叫施英这是世炎的谐音。现在你叫施格，就是要你永远继承施英的革命风格。”
于是夏之栩和赵世炎的两个儿子就有了两个好听的名字：赵令超、赵施格。随后周恩来、邓颖超与赵令超、赵施格等几个烈士遗孤拍照留念。
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赵令超和赵施格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尽管夏之栩见不到他们，但知道他们好好的，也就忍着思念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结果到了年，赵令超医院，这原本不算是什么大病，但因为当时正处于卫国战争时期，好医生、好药品都集中到了前线，赵令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很快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转成了肺炎、脑膜炎，医院里。
后来消息传到国内，夏之栩悲痛万分，邓颖超心里也很难受，她伤心地对夏之栩说：“看，我没福气，连你抱给我的一个儿子也带不大。”
好在赵施格健康的长大，在大学毕业之后于年回到了祖国，和夏之栩团聚。
赵炜听邓颖超说起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已经很久听不到邓颖超说这么多话了。能和老朋友聊聊天，能将心里的一些话说出来对邓颖超来说是有利于她的身体健康的，赵炜乐意见到这样的事情，但赵炜又怕邓颖超回忆起更多的事情，想到更多，那样反而不好。
所以，等这一天邓颖超午休完，赵炜就问邓颖超休息的怎么样，邓颖超说自己没有睡着，赵炜就知道邓颖超肯定心里想了很多，后来赵炜坐到邓颖超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无意中看到台历上写着八个字：“午睡未成，悲喜交加。”
悲喜都是因着夏之栩，又不完全是因为夏之栩。
喜自然是因为偶遇老友，畅快地聊天自然是一大乐事，悲则是和夏之栩聊天想到了太多，想到了牺牲的赵世炎，想到了病逝的母亲杨振德和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想到了在苏联病死的赵令超，自然也想到了刚刚病逝不久的周总理。
这一场偶遇注定是悲喜交加的，后来夏之栩打电话给赵炜，询问邓颖超那天回去后怎么样，赵炜如实回答，说邓颖超那天中午想起往事没能入睡，而夏之栩也轻轻地说：“我也同样。”
她们想到了同样的事情，那些牺牲、那些流血、那些艰难险阻、那些惊涛骇浪，那些过去的一幕幕，而对于未来，正如邓颖超希望的那样：要保持心胸开阔、乐观，在困难时一定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