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状疱疹性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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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6/7 20:58:00

可贵的无障碍

我们的栏目叫“倾听”,对石城川的采访却一半靠听,一半靠看。因为他是一位听障患者,要通过特殊软件将声音转化成文字,他才能“听见”。这个带点黑科技意味的软件是石城川和他的团队为听障人群开发的。

听不见是什么感受?说不出话是什么感觉?我们不是听障者,无法体会他们世界里的那堵墙。石城川的例子之所以珍贵,是在他童年失去听力后,仍一直留在普通学校,和正常的孩子们一起上学,最后以高分考上大学。在石城川的故事背后,是一路教过他的老师们对他的尊重、爱心和呵护,以及付出的无法计量的心血,一个残障孩子的笑容里才能没有一丝委屈和阴霾。

因为多年来和外界的沟通就靠一支笔,无法言说的痛苦促使石城川在成为一名程序员后,去琢磨用科技改变听障人群的沟通方式。发自内心的愿力,常常会得到好的结果,这可能就是一个故事最美好的结尾。

“看见”声音口述石城川记录叶小果

——Hello,Travel——

首先谢谢你来采访我。我听力不好,和你讲话时,我大部分时间得盯着手机,看屏幕上显示的文字才能够“听”懂,希望你不要觉得不礼貌。

我是11岁开始听不见的。我老家在四川乐山。那年过完春节刚开学,一天晚上我突然发高烧、呕吐,爸妈送我到村里的诊所,开了药。回到家,我就昏迷了。

等我醒来,已经是三天以后。医院的ICU。那时我还有一点听力。我印象很深,爸妈不会说普通话,我就替他们和护士交流。

病历上的诊断是化脓性脑膜炎。我在ICU待了一星期,就开始什么也听不见了。爸爸妈妈很伤心,但没有放弃对我的治疗。医院有一种高压氧治疗舱,治疗一次要两百多元。我平躺进去,戴上面罩吸高纯度的氧气,这样治疗了一段时间。出院后,爸爸又带我去成都,请了老中医针灸。很长的针插在我头上,我也不感觉疼。

石城川和父亲

回家后,爸爸买来猪耳朵和中药炖汤,让我喝。妈妈每天向上天祈祷,希望我能奇迹般地恢复听力。但这些都是徒劳。

生病导致我双耳听力降到+dB(分贝),属于极重度听损,完全听不见任何声音。

爸妈花了三万块钱,给我装了一个助听器。

我家没那么多钱,之前住院的钱还是借的。所以买助听器那笔钱,也是好不容易拼凑起来。但对我这种极重度听损,助听器也起不到什么效果。最开始我能听到“沙沙沙”的声音,但听不清。不到半年,“沙沙沙”的声音也没有了。

那个助听器,我戴了一年多,纯粹就是为了听个响。后来,我就取下放家里了,钱也给浪费了。

可能我还小,失去听力对我打击并不大。只是和别人沟通变得很复杂,有段时间我特别暴躁。

我没哭过,也没想过怨天尤人。但好几次看到爸爸妈妈为我伤心落泪,我就很心酸。

——Hello,Travel——

因为治病,我耽误了一学期。爸妈想送我去特殊教育学校,但乐山市里才有。他们不放心,还是让我回原来的村小,看能不能继续学下去。

其实生病前,我成绩挺好的,是班长,也是班里的孩子王。回校后,我上课完全靠看,看老师的板书,看教材,看同桌的笔记,就靠这样的方式学习。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我。下了课,老师们专门给我开小灶,因为我听不见,只能靠写字交流,老师就把课上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下来。相对于普通孩子,教我更辛苦,需要更多的耐心,但只要我遇到问题,去问老师,他们就详细地写给我。

高中老师指导石城川填报志愿

初中班主任袁老师,教我们英语。我的英语成绩一直挺好。英语考试有听力,我听不到,全靠蒙。蒙的诀窍是联系上下文,看语境。听力总分三十分,我一般能蒙到二十三、四分,比很多同学还高。所以袁老师很喜欢我,觉得我聪明,也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开小灶。

当时我们住校,几个同学住一间寝室。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时从上铺下来,不小心踩到一位同学,他随口说了一句什么。我听不到,只是感觉他在生气。后来,另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的是,“你是袁老师的国宝,我们都不敢惹你。”

然后我就心里有数了。肯定是袁老师平时经常跟大家说:不能欺负石城川。

我能感受到袁老师对我的保护。有一次天气很热,我们搬着小板凳坐在操场上,袁老师让我换个凉快点的地方。这是其他同学没有的待遇。我没有接受,觉得在大家面前搞特殊不太好。

但袁老师对我的保护和特别关怀,让我感受到了被重视和尊重,我的学习也更加努力了,成绩甚至比生病前还要好,读初中时经常是班上第一名。一开始是我问同学问题,后来都是同学们来向我请教了。

高中时代的石城川

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中间。本来座位要每个星期轮换,但老师们给我开了特例,我的座位从没有变过。对小朋友来说,同桌是很亲密的关系。一般人只有一两个同桌。可是我有很多同桌,班上一半同学都是我的同桌。我听说,一些生理有缺陷的小朋友,在学校里会受到歧视,甚至是霸凌,但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从没有发生过。

因为我的学习还不错,就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年高考,我算是稳定发挥,考了分,超出四川省理科重点线41分,被广州的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录取。

——Hello,Travel——

失去听力之前,我喜欢唱歌。小学的语文老师,同时也教音乐,教了我们很多有意思的歌。但听力受损后,我就没办法上音乐课了。我现在只记得小学时唱歌的一些旋律,像《两只老虎》,还有国歌,但我唱不出来了。

高中的音乐课是兴趣课,不用考试。有一次上音乐课,我只是去充个数,同学们跟着唱,我参与不了,就在那里坐着。音乐老师突然发了很大的脾气,把钢琴上的乐谱也摔了。

这时,我看到音乐老师在盯着我看,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有点愤怒,又像是困惑,眼睛里还有泪水。全班同学都吓呆了,我也吓呆了。音乐老师为什么盯着我看就突然这样了呢?我一直没弄明白。

从小到大,石城川靠笔和外界交流

直到毕业后,我才知道,那个音乐老师的女儿也是聋人,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学习很吃力。我突然明白了。上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看到我就想到自己的女儿。音乐这么优美,但我们这些人,却没办法感受……他的情绪才会一下子痛苦地爆发了。

高考填志愿,我本来报考的是生物化学专业,因为我想去研究人类的生物规律和基因遗传,希望能有所突破,能够改善和治疗听力障碍。

我没有被录取。化学需要做实验,很多实验比如煮水沸腾时需要听声音做判断,而我听不到声音,实验非但不好做,还很危险。所以我才被调剂到数学系。

上大学后,我有了第一台电脑,接触到互联网,对听障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和认知。学习了很多人工智能方向的课程,我就在思考:视障人士有盲道,残障人士有坡道,那么,听障人士的无障碍设施是什么?

大二时,我接触到谷歌眼镜,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我设想有一天将它与语音结合起来,研发为听障人士专用的智能眼镜。当别人说话时,声音可以变成字幕,浮现在眼前。那样,听障人士就可以“看见”声音了!

有了这个梦想,我自学编程更加努力了。

——Hello,Travel——

因为没有听觉的反馈,我的语言能力在逐渐退化。刚失去听力时,小朋友还能听懂我的话。初中时,同学们觉得我的发音开始变得奇怪。到高中,不熟悉的朋友基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于是,我就不说话了,只用笔头来沟通。从小学到大学,我和别人笔谈积累的稿纸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

大学前两年,我比较自闭,不喜欢和人沟通,内心有些消沉。大学的同学也没有像中学时那样亲密。上课时数学系全年级三个班一百多号人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对学生可能都认不全。座位也是分开坐的。不过,我有两个固定的女同桌,自愿帮我抄笔记,感谢她们的帮助!

大学时的石城川

在成绩方面,我只是中等,不算突出。每次英语听力考试,我还是靠蒙,但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了,我只过了英语四级考试。

荣幸的是,我获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奖项,比如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还有暨南大学优秀学子奖励计划的“自强之星标兵奖”。这个奖的名字有点长,但对我的影响很大。

后来,教务处的一个老师后来告诉我评奖时,我上台分享,她都没听懂我在讲啥,只是看我的PPT,被我的经历感动得流眼泪。她给我打了很高的分。当时如果凭实力,我肯定是最弱的,但是老师们给了我一个机会。

其实我还是能说话的,只不过很多年听不见声音,我的语言能力退化得厉害。我说的话,熟悉的朋友还能听懂一点。如果是不熟的,几乎听不懂我说的意思。

那次获奖后,学校组织我们去澳门参观访问。在学校里,我也被邀请跟同学们做演讲和分享。

慢慢地,我的自我封闭的外壳被打开了。

——Hello,Travel——

大三下学期,我开始投简历、找工作,也收到一些面试机会。可是由于欠缺经验,还有听力的原因,都没拿到Offer。

后来,我去广州一家跨国公司应聘。老板是新加坡人,面试时我跟他沟通,明显感到他的管理哲学很不一样,注重平等,愿意培养员工的潜力。我顺利进入那家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并负责了几个比较重要的IT项目。

在工作期间,我接触到语音识别技术,意识到这是改变听障人士命运的一次技术革命。我就想用这个技术来帮助听障人士实现沟通。家人对我的想法全力支持,年底,我辞职了。

在华南理工大学创业基地

我最初并不打算自己创业,而是想进入智能软件方面的大公司开展项目。毕竟我才毕业一年,除了一腔热血,没有经验,没有金钱,没有人脉,怎么可能去创业呢?因为项目创意是从谷歌眼镜得到启发的,我给谷歌写过邮件,想去应聘。我还联系其他的一些大公司,但是说服他们是很困难的过程。

我就想,不如自己先动手做一个智能眼镜的硬件原型出来,这样有更好的说服力。我大学时的好朋友陈国强,当时在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他对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十分精通。我找到他,还有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彭驷庆,三个人一拍即合,就这样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团队三位合伙人:陈国强、石城川、彭驷庆

当时,国内正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华南理工大学邀请我们入驻校内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免费为我们提供场地和办公设备。从零开始,我们自己动手,真的做出了产品原型,达到可用的状态,也申请了专利。但是外观和成本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也没有办法量产。

我们就把智能硬件放下,转头做更容易做成的手机软件,就是“音书”APP。“音”指声音,“书”指文字,“音书”寓意把声音转换成文字。我们一起写代码,不断改进和迭代,在年1月20日,“音书”正式上线,供用户免费下载使用。

石城川团队开发的“音书”软件

语音识别并不算很新潮的技术,但全方位服务于听障群体的,“音书”是首家。这个软件可以把音频即时转换成字幕,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让听障人士通过文字“看见”声音。

从小到大,我跟别人的沟通都是通过笔谈,对方写一句话,我再写一句话。当第一次通过自己开发的软件和别人正常沟通时,我特别开心,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Hello,Travel——

我们的核心团队最初只有三个合伙人,现在还是我们三个。刚毕业时,我住在城中村,现在还是住在城中村。

坚持创业快五年了,能够走到现在,太难了。

创业第一年,没有任何收入,但大家非常拼命,经常加班到晚上12点,办公室里专门放着行*床。幸运的是,年我们参加一个创业大赛,得到了30万元资助,那笔钱救了我们一命。

因为创业,我们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年、年,我入选了福布斯中国和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也因为做了这个社会创新的项目,我被邀请去纽约、慕尼黑、柏林等国外城市交流。

去年“十一”,我回了一趟乐山老家,拜访教过我的那些老师。第一个见的是初中班主任袁老师,师母跟我讲了一些故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她说,我初中毕业考到重点高中,袁老师给我的每个高中老师打电话,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跟我沟通,怎么鼓励我,并拜托他们一定要让我感受到关怀。

我一直觉得高中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好,但没想到是袁老师在背后默默地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五年来,我感觉整个人的气场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自信。

软件开发过程中,我总是第一个用户。为了开发语音训练功能,我买来好多拼音和发音教材,不断琢磨发音技巧,终于重新找回了“说话”的感觉。

经过不断训练,我的普通话能力在慢慢进步,虽然有些发音还不够标准,但并不影响沟通,我敢开口说话了。

音书团队

年,在一名企业家的资助下,我用上了价值20万元的人工耳蜗,外形就像蓝牙耳机,再配合“音书”APP,听一部分,看一部分,我能接听电话了,也能与别人视频聊天。

回想高考时的志愿,虽然我没有被生物化学专业录取,但做成了“音书”这个项目,也算殊途同归。

美国聋盲女作家海伦·凯勒有一句话:“视力障碍隔绝人与物,听力障碍隔绝的是人与人。”的确,听力障碍的影响不只是听不见,更重要的是导致听障人群没有办法跟外界好好交流,随之出现自卑、自闭等情况。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一路走来尚且不易,那么更多的听障群体就更加不易。

广州的“美姐”是“音书”最早的一批用户。她是一名重度听障人士,戴助听器,但效果并不好。一开始,她也比较封闭,不愿意出门,孩子开家长会也不敢去。用了“音书”以后,她的性格变得外向和热情,隔三岔五和我分享生活中的趣事,比如老师表扬她的儿子,给他发奖状了,还有她去开家长会,别人讲话,她也能“听”得明白了。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大家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快递、外卖来了,听障人士听不见电话声,接通电话也没办法和对方说上话,我以前体会过这样的难处。所以,我们在去年2月到6月期间,让所有用户免费使用电话助理功能,让他们可以无障碍地接打电话。

作为一个在普通学校学习了十几年但又听不到声音的过来人,我很清楚在普通学校上学的听障学生有多艰难。为了帮助他们,我们在疫情期间发起“无障碍课堂行动”,还有“AI无障碍教学计划”,为老师提供免费的无障碍授课系统。

通过科技手段,改善听障群体的现状,倡导创造一个平等包容、互相理解的社会环境,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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